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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育群:文學當隨時代

          更新時間:2018-09-29 來源:文藝報 熊育群

          我國進入一個新時代,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出現了多樣化、多方面、多層次的變化,特別是對精品力作的需求,對文藝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藝要攀登高峰,我認為首先要解決為何創作的問題。我們沉浸在個人世界太久了,個人的情懷當然要寫,但有責任有擔當的作家,是為人民、為中華文化繁榮、為時代立傳而寫作,這是文學創作應有的理想與抱負。

          當前文學所面臨的挑戰是全方位的,我們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已有的文藝理論解決不了當下的問題。譬如網絡時代促生了網絡文學,其受眾和作品數量都是海量,網絡小說的流派五花八門,已無法以傳統理論評價它的創作方法、審美準則、作品標準。譬如散文,在當下陷入了概念的模糊與混亂,散文的文學性、社會性、真實性等問題引發熱烈的討論,眾說紛紜。

          文學和文學理論當隨時代變化而發展,這是一個歷史過程,而我們很多時候是以死的理論來套鮮活的作品,這種方法有問題。

          上世紀80年代的詩歌、90年代的小說,受到西方現代派文學影響,文學進入探索時期。現在反思,那個時期的文學創作基本被西方引領,特別是西方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可能是20世紀特有的現象,這個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在此背景下,現代主義不但取消人的價值,同時也取消了藝術的價值,以孤寂、冷漠、荒誕為旨趣,藝術只能走向終結。

          眼下社會發展發生了巨大變化,文學要與時代同頻共振,需要藝術家的探索精神。但是,中國的現代化不是西方的現代化,中國的文學探索不能唯西方馬首是瞻,我們要根據自己的傳統與實際,建立起中國自己的現代藝術與現代理論。

          我們首先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我們的傳統并沒有被民眾拋棄,而是被一些文人拋棄了。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我們沒有必要妄自菲薄。當年泰戈爾訪問中國,曾對當時國人急于投入西方文化的懷抱表示憂心。泰戈爾認為,東方文明勝于西方文明,前者重視內心精神生活,后者重視的是物質的文明,是外表的。可是五四文人們并沒有就此止步,仍是“一路向西”狂奔。反觀日本,雖然也經歷過全盤西化的階段,但明治維新之后,文化界開始反思,最終回歸其民族的傳統。

          這些年跟國外作家交流多了,發現他們對李白、杜甫等中國古代偉大詩人充滿了敬仰之情。中國古體詩的文化魅力是跨越時空的。它非常生活化,是隨感式感悟性的,既貼近生活,也具有非常高的精神境界,同時與自然連通。中國傳統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大境界,能與自然融為一體,抓住了生命的本質。中國在文化上對自然極其崇敬,生態文明在中國具有最高的精神形態,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從來就是溫馨的、詩意的棲居在自然之中。

          人類社會在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之后,似乎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漸漸變成了只看重物質、經濟的社會。人是有靈魂的,需要尋找靈魂與精神的歸屬。中國的少數民族保持了自己的民族風情,這對當前世界極具意義。風情反映了人與人的關系,如果人與人的關系只是赤裸裸的經濟關系,就不可能形成風情。風情是很美好的東西,不是想有就有,這是一種溫馨的人倫。敬畏生命,崇尚真善美,在意他人,人際間充滿關懷與溫情,這樣的生活本身就是藝術化的。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中,作家不會沉湎于個人的寫作狀態,作家的眼光一定會看到他人。

          再說“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這不僅僅關系到作家的立場、政治態度,還是文藝創作的方式方法。單憑想象力是創作不出好作品的,是會與時代脫節的。我們處在中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時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宏大而獨特的實踐與創新,在如此紛繁復雜的世界面前,如何認識把握這樣的時代,寫出時代精神,給作家提出了極大的挑戰。迎接挑戰的惟一途徑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我寫散文強調在場感,就是寫自己在場的事物,哪怕是對歷史的描述,也不是來源于書本,而是來源于現實存在。我特別重視身體的生理和心理反映,這是自己體驗世界、表現世界的依據。你筆下的世界不是親身經歷的世界,沒有感受,何來思想?想象力不是憑空而來,如果沒有具體的了解,想象就是概念化的,這樣的作品缺乏真實的氣息。

          我正在寫一篇關于海上絲綢之路的長篇散文,已經寫了兩年。前年我去了摩洛哥、約旦,特別是實地考察了位于約旦沙漠深處的一座人跡罕至的羅馬古城。這座2000多年前的古城,被發現時間并不長,當地人還搞不清它的由來。它給我很大震撼。這里牽出了世界大歷史,直接聯系上了海上絲綢之路。為了寫好這篇散文,我今年又去了埃及,聯系四川的三星堆,發現很多未解之謎。有時候,不僅是歷史學家,作家也在回答歷史問題。我的歷史文化題材寫作來自于田野調查,來自于它與現實的聯系。

          深入生活改變了我的寫作方向,我從詩歌轉向散文寫作是在我去西藏之后,在西藏三個月的游歷中,我寫了三部紀實性的長篇散文。最近意大利作家、翻譯家費沃里·皮克翻譯出版了其中一部《西藏的感動》。在意大利讀者分享會上,譯者說到書中的西藏與西方理解的完全不一樣,這個不一樣就得益于我深入實地的考察。為此,我經歷過無數的險境,人消瘦得變了形。

          幾天前我從美國采訪回來,為下一部小說做功課。要寫華僑就得深入華僑之中,了解并體驗他們的生活。因為靠海的獨特地理位置,廣東人最早走向世界,曾作為勞工去往美國、加拿大、東南亞等地,他們跟家鄉的關系、其歷史命運以及100年來的風云變化,恰恰是100年來世界的風云歷史的一部分,寫好了它就等于寫好了100年來的世界歷史。恰好我去了開平赤坎鎮采訪,鎮上的兩大家族跟廣東的歷史聯系緊密,跟國家的命運聯系緊密,跟世界的歷史風云更是緊密聯系在一起,我想在新作中從兩大家族的歷史中引出更為波瀾壯闊的世界歷史。

          作家無論創作什么題材,心中都要有人民,要有大愛,要有悲憫情懷,藝術的境界因為這樣的愛才會得到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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