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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朝軍 | 《九月火車》

          更新時間:2018-07-27 來源:廣東作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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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九月火車》

          作者:周朝軍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7月

          簡介:《九月火車》是一本寫給理想主義者的書。不同于其他年青作者的青春題材作品,雖然書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都有各自相愛的戀人,故事展開的地點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大學校園,但是,“言情”并不是小說的初衷,愛情只是其中無法回避的一部分。這里沒有愛馬仕、LV,沒有旋轉餐廳、海天盛筵,沒有“寶馬香車麗人來”。這里有的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小青年,有他們的愛與恨,淚與笑,追尋與逃避,脈脈含情與歇斯底里,以及除此之外的一無所有……

          周朝軍,曾用筆名黃魚、黃冰、風馬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34屆高研班學員,張煒工作室首期學員,14歲開始發表作品,作品散見于《作家》、《鐘山》、《北京文學》、《花城》、《上海文學》、《山花》、《江南》、《作品》等刊,著有長篇小說《九月火車》,曾榮獲新加坡晚風文學獎、豆瓣長篇小說最佳連載獎、齊魯文學年展最佳小說獎、湖北青年文學獎等。2018年4月,經《鐘山》雜志社邀請,參加第五屆《鐘山》青年作家筆會。

          《九月火車》創作談

          這不是一部青春小說,但它確實記錄了青春的故事。

          這部小說完稿于四年前西安市的一棟破樓里。完稿于四年前的這部小說,卻要從十四年以前說起。十四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初中的學生。某個傍晚,在小鎮的一家舊書店,看到了一本名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說,知道了一個名叫路遙的家伙。隨后兩天,我逃課,躲在一條小河邊的大樹上,沉醉在故事中,忘乎所以。我把自己當成了那個叫孫少平的年輕人,我們一起笑,一起哭。同樣是一個傍晚,當我再三確認,我確實讀完了這本書的時候,我從樹上跳下來,把頭埋在冰冷的河水里。我要忘記整個故事,然后重新閱讀這本黃土高原上兩對青年男女的悲歡離合。但是,我不能。我依然清楚地記得書中的每一個細節。那個傍晚,一個兩天里只吃了一頓飯的我,有一肚子的話要說,卻不知說給誰聽。我大吼著,在學校那條四百米的跑道上跑了整整二十圈,卻依然毫無倦意。夜幕四合,我躺在沒及膝蓋的草坪上,面對著滿天星斗,放聲大哭。當我不久后得知這個叫路遙的家伙已經死去多年的時候,我悲痛得說不出一句話。那一刻,我決心成為一名作家,寫一部當下版的《平凡的世界》,然后死去。

          我希望,多年后,能有一個少年,像我一樣,躺在綠油油的草叢里,面對滿天星斗,放聲哭泣。這些年,我看了很多,也寫了很多,發表的作品堆起來,也有了厚厚的一沓,偶爾也會有人把我稱作青年作家。但我始終不曾忘記當初的那個愿望。十年了,我沒有寫過一篇自己喜歡的小說。十年了,我一直在等,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開始我筆下的故事。十年了,我仍不知時機是否成熟,準備是否充足。但我知道,我必須寫,哪怕一塌糊涂。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面對著鏡子里的自己,覺得面目可憎。越不過這道坎,我再也不愿拿起筆,寫下哪怕一個字。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十年后的那個傍晚,我打開電腦,將鍵盤再三擦拭。

          然而事與愿違的是,十年來我心中流淌著的始終是一個淳樸而美麗的鄉土故事,心中牽掛著的也始終是孫少平一樣不屈不撓的農村青年。但當我真正將心中的熱流落實到文字上的時候,我才發現,我愛著的青年,不只是孫少平——我愛著的還有剛剛走出校門的自己。所以,我在塑造了周鹿鳴的同時,不得不為他安排一個雙胞胎哥哥——周劍鳴。也正因為如此,計劃中的鄉土故事變成了鄉土故事與懷舊青春的夾生飯。

          《九月火車》是一本寫給理想主義者的書。不同于其他年青作者的青春題材作品,雖然書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都有各自相愛的戀人,故事展開的地點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大學校園,但是,“言情”并不是小說的初衷,愛情只是其中無法回避的一部分。這里沒有愛馬仕、LV,沒有旋轉餐廳、海天盛筵,沒有“寶馬香車麗人來”。這里有的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小青年,有他們的愛與恨,淚與笑,追尋與逃避,脈脈含情與歇斯底里,以及除此之外的一無所有……

          為凋零的理想作證

          ——讀周朝軍長篇小說《九月火車》

          管 季

           一

          在信仰缺席、道德失準的當下,談論理想尚顯奢侈,如何在理想凋零之后依舊相信且抒寫詩意人生,發掘那刺骨的惡下面埋藏的善,就不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是處于“后現代”社會的我們無法規避的真相,也是文學逐漸邊緣化,逐漸走向下半身、走向多元化、碎片化的根由。當我們都淪落為“沉默的大多數”,接納了一個時代的集體幻滅之后,一部由內而外都散發著理想主義光輝的作品的誕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這就是周朝軍的長篇小說《九月火車》。誠然,他是一個在成人世界中尚顯稚嫩的“90后”,是一個善用迷宮式的敘事手法來為讀者設置重重閱讀障礙的年青作家,且在他既往發表的小說中多半還充斥著古拙的語言、復雜的修辭和玄奧的隱喻,但在這里,在組成《九月火車》的16萬字里,隱喻消失了,長得讓人窒息的長句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近乎自傳的直白敘說。在這直白的敘說中,他將真實的自己或者理想中的自己一刀刀解剖,然后袒露給讀者。也許這樣的袒露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是非常危險的,有學者總結,2010年代之后,青春小說在圖書市場上無以為繼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過多消耗了作者的個體經驗,但這種經驗又不能以同等速度在生活與創作中延伸。換言之,假如一個作家過份仰賴個體經驗,他終究有一天要面對寫無可寫的創作窘境。值得慶幸的是,《九月火車》并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青春小說,我們不會在閱讀后抱怨自己把一整天的時間花費在了一個小青年兒的無病呻吟上。毫不諱言,這是一部非常嚴肅的作品——青春與不嚴肅沒有共生關系,從《少年維特之煩惱》到《麥田里的守望者》,從《青春之歌》到《青春萬歲》,這些言說青春與成長的作品,如今已成為不容置疑的經典。在所謂的嚴肅文學話語圈里,大家之所以在“青春”面前言辭傲慢,緣于青春的含義與過往已大不相同。如今的青春,首先意味著網絡時代的無聊青春,意味著自私、無擔當,意味著放縱與虛無。早在劉索拉《你別無選擇》的年代,我們已經可以窺見“現代生活”對于年輕人危險而曖昧的誘惑。同是玩音樂,同是“他媽的”,這些劉索拉們筆下的叛逆生活,在周朝軍這一代作家的筆下已是生活的常態。但是,無論是劉索拉們還是周朝軍們,“理想”是他們作品中無法回避的。正如《九月火車》前言中所說,“這是一本寫給理想主義者的書”。在“理想”已全面潰敗的當下,這種逆“后現代”潮流而上的精神追溯,毫無疑問是需要勇氣的,是嚴肅的。

          在《九月火車》的世界里,主人公周劍鳴和周鹿鳴是雙胞胎兄弟,哥哥劍鳴是魯南師大哲學系學生,弟弟鹿鳴則是水縣瓷廠裝卸工。意氣風發的大學生活剛開始,劍鳴就遇到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和同樣喜歡音樂的蘇野、佴志全、關琳等人組成了一個“藍蓮花樂隊”,成為了魯南師大的風云人物。在一次學生集體事件中,“藍蓮花樂隊”的成員在校長頭上澆了紅墨水。高傲的劍鳴不肯道歉,于是輔導員找來劍鳴的雙胞胎弟弟鹿鳴頂替他向校長道歉。真相被劍鳴知道之后,他負氣遠走西安。再看鹿鳴這邊,盡管干著裝卸工的活,卻一直堅持小說創作,并與師大女生喬雅惺惺相惜。在工廠里,他受人排擠,失去工作,繼而先后成為小學老師、郵差和“破爛王”。正當兩兄弟踟躕在命運的十字路口,汶川地震突然降臨。喬雅親赴救援現場,在余震中失去了生命,劍鳴也在地震中成長,回歸了學校。畢業之后,劍鳴與女友關琳浪跡天涯(當然周劍鳴也可能是留下女友自己遠走高飛,作者一貫喜歡設置模糊的結局),而鹿鳴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成為了作家,同時也失去了愛情。

          在16萬字的篇幅里,小說設置了兩條主線——一條以劍鳴的校園生活為主,一條以鹿鳴的鄉村生活為主,兩條線鋪就了一個巨大的敘事框架。暫且不論作者是否有駕馭這么大框架的能力,但他的格局和野心是顯而易見的——他要把它寫成一部當代版的《平凡的世界》。小說向我們展示了青春文學中不多見的鄉村少年生活,并真實而犀利地指出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這部小說既不同于《你別無選擇》的現代派風格,也不同于常見的校園小說,甚至極大地淡化了言情成分。它立足于現實的視角,在真實中激蕩著理想,在受難中反思著成長。隨著開篇的油滑和打趣,逐步轉化為結尾的沉重,主人公的青春也經受了一次殘酷洗禮。

          殘酷青春,并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在文學中往往伴隨著對80后一代成長的解讀,也伴隨著性、暴力和邊緣文化。春樹早在發表《北京娃娃》之時,就為人們展現了這種“朋克”式的青春,并建立起人們對于殘酷青春的固定印象。她顛倒了“殘酷”的定義,把那種無所事事的墮落和無休止的失戀稱為殘酷,并不厭其煩地展現音樂、酒精、性、暴力等等迷醉的狂歡,并以此作為生活的真相。在這一點上,周朝軍顯然比同齡人認識更為深刻。雖然《九月火車》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搖滾,甚至部分情節還要依靠音樂來發酵——如周劍鳴通過借吉他認識了女友關琳,在賣唱被城管驅趕的過程中認識了蘇野和佴志全,在西安通過賣唱得到了生活費和另一位好心大姐的照顧——故事開始于音樂,也成全于音樂,但一把吉他,支撐的是周劍鳴純粹的理想和信念,是他對人生的熱望。假如單純與春樹筆下的朋克少女比較,搖滾少年周劍鳴顯然更為底層的。在春樹筆下,樂隊不是用來掙錢的,而是主人公的感情寄托,作為北京原住民的她根本不用為生計發愁,她毅然輟學奔赴樂隊,是因為她想象能有樂隊成員的擁抱與傾聽,能有一種純粹而激烈的感情;而在《九月火車》中,周劍鳴賣唱糊口,掙扎在自尊與生存中。他背起吉他走天涯,但這個天涯是一個沒有安穩住所、沒有華服美食的天涯,是維持最低限度生存的流浪。比起那種純粹的叛逆和理想,周劍鳴的音樂夢想顯然更為現實,也更為卑微,正因為如此現實和卑微,才代表了理想的高度。沒有現實作為對照的理想是無根之理想,而從金錢浸潤中蓬勃而出的理想,則更具有力度。因此,與其說周朝軍塑造了幾個理想主義者,不如說他其實深刻理解了現實的殘酷。從來沒有一種生活是完美的,這是《九月火車》著力表達的東西。比如,在結局中,同樣立志于音樂道路的佴志全,在北京,與女友唯佳只能租住在陰冷的小平房里奢望明天。小說以春秋筆法寫到唯佳為了男友的理想犧牲了色相,其中過程作者隱而不說,但越是掩飾,就越能感受到現實的殘酷。好在周朝軍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結局中——佴志全和唯佳有情人終成眷屬——在帝都生活的風浪中,他們還能走多遠,沒有人知道。

          當然,這還遠不能代表《九月火車》所能達到的的高度,書寫完殘酷青春,周朝軍從年青人的命運中跳脫出來,繼續關注更為廣闊的現實。小說中描寫到三次學生事件,第一次起因于學生宿舍緊缺,校方把學生們安排到離學校很遠的、條件很差的宿舍中。學生上學路上不安全,于是周劍鳴就給校長拍了桌子,換來的是五門課不及格,繼而引發學生集體示威;第二次是學校的小賣部狗仗人勢,打傷學生,事件經網絡發酵,以周劍鳴為首的“藍蓮花樂隊”直接朝校長頭上潑了墨,這次周劍鳴得到的是“開除”;第三次集體事件從校園走向了社會,還涉外,周劍鳴的室友胖三在日本公司實習期間,不僅受盡折磨,還被克扣工資,辭職不成反被打到失聰。這一次,討說法的學生得到了校長的支持,大家合力為胖三討回了公道,校長與學生達成和解,并重新樹立了自己的高大形象。這些看似戲劇化實際極現實的學生事件,在不動聲色中觸及了某些規則的邊緣。在以往的青春小說中,還沒有一部作品敢如此直白地把“示威”這樣一個集體行為寫得如此酐暢淋漓理直氣壯——尤其是在觸及到政治層面時。在今天,學生運動仍是禁忌,但周朝軍很好地把握了這個度。幾次群體事件,一方面完美塑造了周劍鳴的熱血青年形象,另一方面又向讀者展示了作者心中理想的生活圖景。周朝軍筆下的青年非但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墮落,反而渾身都散發著理想主義精神。但現實生活過于平凡,容納理想的方式僅僅只是向校長示威,年輕人的生活也僅僅局限于大學校園及周邊。為了讓筆下的人物掙脫校園的束縛,周朝軍把汶川地震寫進了小說。周劍鳴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能在某種大的歷史場景去表達自己的理想,甚至他們不知自己在歷史中處于何種地位。從小鎮來到大學校園,仿佛就是一個普通人能觸及到的最寬廣的道路了。但地震讓年青人有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激昂和悲愴感,他們終于能在一個時代性的事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周劍鳴的腦海中有一部屬于自己的史詩,他把所有不相關的苦難變成自己的重負,意欲與整個世界決戰,從而獲得心目中的崇高感。這樣的反叛,在現實主義者眼中自然是徒勞的,但卻是古往今來的人們得以保持精神獨立的一大法寶。

          《九月火車》中對鄉村生活的描寫,調和了全書過于激昂的理想主義情結。周鹿鳴作為雙胞胎哥哥周劍鳴的另一面,低調而堅強。他將上大學的機會讓給了哥哥,自己成為一名裝卸工,出賣苦力,但從未停止思考,他將生產的經驗寫成論文,獲得廠領導的賞識,但現實并沒有眷顧這個喜歡寫作的年輕人,他在拒絕了廠領導的離婚女兒的示愛之后,遭到了眾人的排擠。失去工作之后,他與小姨水芬也被動地卷入了鎮上錢、李兩家人的官場爭斗中,鹿鳴的職業生涯也因此一波三折。在困境中,支撐他的是女友喬雅的賞識和鼓勵,但在汶川地震數月后的一次余震中,喬雅也不幸遇難。周鹿鳴這一形象,即使是在新世紀的鄉土小說中,也是不多見的,我們需要追溯到路遙的黃土高坡,才能理解周鹿鳴的精神依附。假如說周劍鳴的理想是在城市的繁華中保留一個心靈的出口,那么周鹿鳴則是對哺育他的大地報以深情。盡管在小說的最后周鹿鳴成為了當地有名的作家,但在他的成長歷程中,成名只是一個奮斗的附屬品,奮斗本身即是目的。周鹿鳴是一個心中沒有丑惡、沒有自卑和不甘,對一切苦難泰然視之的底層人物形象。無論生活的面目如何猙獰,周鹿鳴始終沒有迷失自我。在惡的環境中提煉出來的善意,總是具有更為豐富的層次,也為讀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原來90后作家也能寫好底層,寫好鄉村。鄉村有靈魂,這種靈魂不僅讓50后一代戀戀不舍,也讓90后作家周朝軍把握住了即將逝去的鄉村給人帶來的最后一絲精神慰藉。

          在對鄉村人物的描寫中,周朝軍給當代文學貢獻了兩個極為典型的人物形象:一個是水芬小姨,一個是大舅。周鹿鳴的性格受水芬的影響,她陪伴鹿鳴長大,相當于他的母親。但這個美麗淳樸的女人,背負著“克夫”的詛咒,兩任丈夫都相繼暴斃,這盡管是發生在現代鄉村,也仍舊是極為轟動的事件。不同于其它描寫女性命運或者批判鄉村落后觀念的作品,《九月火車》并不直接抒發恨意,也沒有設置直接的批判對象。首先,水芬的兩任丈夫死亡是小概率事件,純屬意外;其次,水芬的不幸并不是由他人導致的。既沒有外界的加害者,也沒有主觀的恨意,水芬的悲劇因而上升至某種哲學或者宗教層面的——眾生皆苦。人生要面對無盡的偶然性,人在這種時刻充滿偶然的世界中,活得像一株堅韌的植物,盡管被雨水沖刷,被風吹倒,卻用根基牢牢抓緊大地。這讓我們想起余華的《活著》,面對突如其來的死亡,人除了接受命運別無他法;也讓我們想起蕭紅的《生死場》,人腐爛的肉身浸滿了蛆,卻也必須瞪大那枯槁的眼睛。這種掙扎的生命,受難的美學,就是小說想要表達的鄉村之魂。同樣,鹿鳴的大舅也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他年輕的時候,因為是“地主之后”,與相愛的人不能相守。姑娘嫁給了別人,再也沒回過柳溪鎮。五十多年以后,她回來了,終生未婚的大舅一個人躺在屋子里,嚎啕大哭。盡管提到大舅的篇幅非常少,仍可窺見作者對于上一代人命運的深切思考。小說中另一個著墨不多的人物“表叔”——表叔年輕的時候成績非常好,卻被當權者掉包了高考試卷,而其不能反抗、不能言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身上的“地主成分”。讓我驚訝的人是,歷史的傷痕,仍在作者這個90后的記憶里延續著;他記憶著,言說著,不讓若干年之后的下一代忘記。這種傳承,顯示出一個作家最基本的責任感,也讓小說有了更為沉重的社會意義。而大舅這個人物形象,寥寥幾筆足卻刻畫出了他的樸實和深情。身為弱者,在人生被摧殘得一無所有之后,仍能忠于自我,忠于感情。這既是鄉村之魂,也是作為一個人最真實、最絢爛的生命綻放。

          在苦難中抵達一種詩意的存在之境,是小說通過人物命運給讀者的深刻啟示。借由周鹿鳴、水芬、大舅這些人物,周朝軍得以在小說中建立一種“新鄉村”形象。這里,既沒有夸張的悲情,也沒有尖銳的批判,有的只是淡淡的落寞,和對存在意義的追索。不管外界如何卑瑣,不管生命本身多么殘酷,所有人都有著某種清醒的自覺,不輕易降低自己對于理想的標準。這比單純為了批判而寫底層,或者為了同情而為底層發聲,更加具有現實的意義。畢竟,現實中不是只有追求寶馬LV的孩子,也不是所有人都談著不負責任的戀愛,還有一種如周鹿鳴這樣的人,真實存在著。這些善良的人,需要被正視,被銘記。

          通過小鎮柳溪,周朝軍寫出了一個作家對于故鄉的愛與悲憫。固守著理想主義的周劍鳴、周鹿鳴身上,那些純凈而堅韌的品質,并不完全是一種人為的拔高,而是作者對于時代崇高精神的注解與希冀。這種希冀的根源,正是出于對愛的信心。作者可以不愛這個社會,不愛任何其他人,但他愛故鄉,愛故鄉曾經的少年。這讓我們想到雷平陽的那首《親人》:

          我只愛我寄宿的云南,因為其他省

          我都不愛;我只愛云南的昭通市

          因為其他市我都不愛;我只愛昭通市的土城鄉

          因為其他鄉我都不愛……

          我的愛狹隘、偏執,像針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繼續下去

          我會只愛我的親人——這逐漸縮小的過程

          耗盡了我的青春和悲憫

          這逐漸縮小的范圍,也是周朝軍理想的載體。他所表達的理想主義并不是空泛、虛無的理想,而是面對親人、朋友和過去的自己所滋生出來的那種深切的同情心,是每個人身上曾有過的真實的、可以觸摸的夢——比如說大舅和水芬的愛情,比如說周劍鳴的音樂夢想和鹿鳴的寫作夢想。這種理想和同情,以及由此而來的對于故鄉人物的美化,構成了小說基本的審美基調,因而帶有著本雅明所說的“靈光”:時空的奇異糾纏,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雖遠,猶如近在眼前。鄉村的靈光帶著夢幻和唯美,和濃厚的烏托邦情結,讓每一個遠在天邊的游子,一想起故鄉就能感受到那種微妙的心痛和深沉的情感。在當代作家的筆下,其實并不乏這種帶有神性的靈光,事實上,幾乎每一個描寫鄉土的作家都會視故鄉為某種精神信仰,如沈從文,如汪曾祺,如莫言和賈平凹。周朝軍在小說中不自覺地寫到渡口:

          初次來水縣的人,一過河,就有了如夢似幻的感覺。青山綠水,竹筏子,擺渡人,對于見慣了燈紅酒綠的人們,總有一種隔世之感,仿佛自己不是置身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東部鄉村,而是到了某個上世紀初的南方小鎮。

          但很快話鋒一轉,略帶戲謔地寫道:

          待見了鎮里人,騎著電動車、摩托車,開著小轎車走街串巷,或者拿著手機說著與河對岸并無二致的本地方言,才恍然悟到自己還是在原來的世界,心頭詫異著,人口繁密的魯南,偏偏就還藏著這樣一個世外桃源一樣的地方呢!

          桃源還是那個桃源,但卻不是沈從文筆下那個人性美好、不沾世俗煙火氣的邊城。在這里也能看出周朝軍這一代90后作家筆下的鄉村,天然就具有了復雜的特征。他眼中的景色仍是美好的,親人是善良的,但他也清楚知道事實上的鄉村遠不止于此。現代化這條必由之路,讓鄉村的神性與其世俗性逐漸剝離,“靈光”變成某種尷尬的存在,甚至逐漸消失了。與之一同消失的,還有那種對烏托邦的想象。 

          顯然,在《九月火車》中,作者建立起了一種復雜的、悖謬的對立機制。他的理想主義的范圍縮小至身邊熟悉的人,而這之外的幾乎所有人——家族勢力、工廠領導、工人、有后臺的小賣部老板,無一例外都是加害者。鄉村中的人情,也并沒有想象中那樣曠達,正如小說中所說,平時那些憨厚老實的工人們,因為廠長的命令,很快孤立了周鹿鳴:

          在自身利益面前,這些農閑時強健的裝卸工、農忙時粗糲的莊稼漢子,身體內隱匿的自私的小農意識,很快就抬頭了。

          被現代化、工業化所染指的鄉村,不僅有了手機、電動車、小汽車,也獲得了與資本息息相關的逐利特性。鄉村也得以實現“祛魅”的過程,向城市逐漸靠攏,其理想化的淳樸人性被世俗擠壓,逐步走向了歷史邊緣。描述這種變化是有意義的,對周朝軍這樣一個年輕作家來說,體會這種變化,以及理想的消逝所帶來的虛無感,是一種必要的歷練。鄉村少年走向城市,所經歷的種種平凡、無趣、無序的人生,是作者借以觀照整個人生的立足點。隨著肉身的死亡,以及那些可見的悲劇,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所處的地位真正凸顯了出來,那是一種哲學意味上的孤獨,是必要的順應,是無為的反抗。當然,作品的意義,也包括這種反抗的徒勞。

          關于鄉村,關于烏托邦,關于現實,關于反抗,關于理想——每個人心中都有,但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心目中的現實才是現實。詹姆斯·伍德說過這樣一句話:詩人和小說家循環往復地攻擊某種現實主義,為的是宣揚他們自己的現實主義。在表達的技巧上,文學作品總是可以分出高下;但在對于現實和理想的理解,始終是沒有一個固定標準的,而且很遺憾,很多人其實并不能互相理解。正如我們不止一次地抨擊網絡文學、青春文學,或者那些用自身經歷所凝聚成的抒情文字,認為這是膚淺的理想,墮落的生活——我們又何嘗不是在表達自己的理想呢?

          文學本身,作為一種深刻的理想主義,必然要由理想來呼應。不諱談理想,是對一部好作品的內在要求,這一點,《九月火車》做到了——這種真實的自我敞開,足以令人印象深刻。其對于鄉村現代化格局的把握,對于年輕人的精神困惑的描寫,包括人在災難面前的自省,都已經具有了某種嚴肅的思想性。當我們默認了理想的幻滅,并以談論理想為恥的時候,也許更需要有人為信念、為自由、為鄉村烏托邦和純潔的愛情作證,為破敗的理想作證,并倔強而堅韌地走下去。

          作者簡介:管季,女,80后,湖南人。中山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博士生。

          《九月火車》開向何處——

          王祥夫、李浩、管季對談周朝軍

          王祥夫:朝軍,首先恭喜你的長篇小說順利發表,這真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坦白地講,初讀這部作品,我曾一度認為這是一部快餐式的青春小說,尤其是從前言部分了解到,小說完稿于2013年,當時你應該剛剛大學畢業。如果不是在此前已經看到過你的一些中短篇作品,對你的寫作已經有了不錯的印象,我很可能會武斷地放棄這樣一部精彩的小說。幸運的是,我用一整天讀完了它,少有的一次愉快的閱讀體驗,很棒。我很好奇,你在完成這部作品之后,有沒有因為年齡和題材的原因遇到過一些誤讀,或者因此給出版和發表帶來了一些困擾?

          周朝軍:祥夫老師一開口就戳中要害。這部小說確實完稿已經有四個年頭了,與我的中短篇小說相比,《九月火車》的確命運坎坷。長篇難發表,年青作者的長篇更難發表,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更重要的還是題材不討巧,好像一沾上大學校園,尤其是當下的大學校園,就不嚴肅了,不純文學了。我能想象得到,二十年以后,甚至只需要十年以后,大家再看《九月火車》就會不一樣,因為有了年代感,歷史感。有了年代感,歷史感,直觀感受上就厚重了。但現實情況是,我在2013年就交出了這部作品,此后四年的時間里,我先后向四家雜志社投遞了這部作品,與我預想的一樣,稿子很快就進了他們電腦的回收站。我這么說,不是批評各位編輯,畢竟我在寫作這個行當里還是新手,我也不是一個多么優秀的作者。

          在雜志社這邊碰了壁之后,退而求其次,我開始嘗試著在網上連載,以前沒這么干過。出乎預料,在豆瓣閱讀頻道連載一個月,就拿了他們一個最佳連載獎,幾乎是同一時間,十幾家圖書公司通過豆瓣給我發來了郵件,表示想出版這部作品。我對圖書市場不太了解,隨意挑了其中一家,簽了合同,然后很快就拿到了預付款。前面的環節太順利,后面的事情我完全沒想到。直到合同到期,這家圖書公司也沒能拿到《九月火車》的書號,他們轉述說,出版部門給的答復是三觀不正。我不服氣,又從此前發來郵件的圖書公司里選了兩家。于是讓我更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和第一家公司如出一轍,我先后輕松地拿到了他們的預付款,也先后收到了他們類似“三觀不正”的答復。事不過三,我開始不自信了,開始自我懷疑了,直到收到《時代文學》這邊擬用的通知。

          壓抑了四年之后,終于等到了曙光。如您所說,我真是高興壞了,收到消息的當天晚上,我一個人,自斟自飲,狠狠地喝了一頓酒。無巧不成書,收到《時代文學》通知的第二天,此前簽約的三家圖書公司中的兩家,在相差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里,一前一后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說書號已經不成問題,愿意馬上續簽合同。但此時我對出版已不再迫切,還是讓《九月火車》先開回山東老家,開進2017年冬天,開進《時代文學》吧。

          王祥夫:你是如何想到要創作這樣一部作品的,醞釀了多久?另外,以我對你的了解,《九月火車》這部小說帶有很強的自傳色彩,很多人物應該都是有原型的吧?

          周朝軍:關于創作,我有一個觀點,我想很多人都能認同,您也能認同:不管是大作家還是小作者,不管他一生中的創作是何等的豐富,他的審美趣味、文學觀都會受到他成年以前的經歷和閱讀的深刻影響,而審美趣味、文學觀會不自覺地滲透到一個作家的創作中,并將或大或小地影響他一輩子的創作。對我影響最大的一部書是《平凡的世界》。承認《平凡的世界》是影響我最大的一部書,一定會讓某些人失望。如果我搬出一部外國作品,尤其是那些在國外也十分冷門、十分小眾、十分前衛的作品,在眾人面前,我立馬顯得學問淵博高深莫測起來。當我說出一部非洲東部地區某個鳥不拉屎的地方、某個八流作家作品的時候,我相信,即便是我的同行,也會立馬對我另眼相看,我甚至能夠想象到他們假裝也看過這部作品時那心虛的表情。盡管《平凡的世界》發行量無與倫比,影響過千千萬萬的人,但在文學界,它得到的評價和它的影響力卻極不匹配,說的直接點,《平凡的世界》在文學界評價不高。然而恰恰是這部作品,使我走向了寫作的道路,并深深地影響了我23歲以前的寫作。為了向路遙致敬,也為了盡早放下路遙對自己的影響,我寫了這部我自己心中的《平凡的世界》——《九月火車》,算是向以前的自己告別,向路遙告別。有意思的是,在創作《九月火車》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我一直以來可能高估了路遙施加給自己的影響,或者說,我再一點點擺脫路遙的影響。這正是我想要的——一個有野心的作者是不該站在前人的背影里寫作的。所以,《九月火車》雖被讀者謬贊為當下版《平凡的世界》,但我還是寫出了自己的風格,《九月火車》就是《九月火車》。

          寫作《九月火車》我大概只用了40天,但是細究起來,我足足醞釀了6年。一開始縈繞在我腦海中的只是一些模糊的人物形象,或者一些碎片化的情節,直到2013年春天,這些人物,這些碎片化的情節,才一點點在我的word文檔里串起來。

          說到小說的原型問題,我坦白從寬,《九月火車》基本算是一部半自傳體小說。男主人公周鹿鳴、周劍鳴很大一定程度上就是我性格的不同側面,現實中的我和他們有著一樣的家世。我兄弟姊妹6人,出生六個月就被父母過繼給了我單身的大舅。小說中大舅的形象完全照搬現實,一絲一毫的虛構都沒有,連名字都一樣。還有像小說中的水芬小姨、佴志全、胖三等人物都確有其人。

          王祥夫:我注意到一個非常經典的女性形象——水芬小姨。與你小說中的其他女性形象相比,水芬小姨這個角色顯然更飽滿,更符合我對女性的審美期待。可否簡單的談一下這個人物。

          周朝軍:我剛才有提到,水芬小姨這個人物現實中卻有原型,但是考慮到當事人的隱私問題,這里我不便多說。但有一點可以談,就是水芬小姨這個人物確實代表了我對鄉村女性的美好想象,她是我心中真、善、美的化身,但很不幸,現實中的原型比小說中的水芬小姨命運還要悲慘,她三次喪夫,至今孑身一人。

          王祥夫:如果我們單從題材出發,把《九月火車》劃歸青春小說,那么你覺得,相比于圖書市場上其他的青春小說,《九月火車》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周朝軍:我個人覺得,最大的不同還是在它的整體氣質上。青春小說也好,網絡小說也罷,他們與嚴肅文學產生差異的根由,不是傳播媒介,不是題材,不是受眾,而是作者本人的文學觀決定了作品的定位。我是在嚴肅文學的浸潤下走向寫作的,所以無論我書寫何種題材,我的寫作初衷都是嚴肅的,與那些帶有快餐性質的青春小說還是有著本質不同的。

          另外我還是想強調一下,一部作品嚴肅與否,和題材本身沒必然關系,如果說書寫青春就意味著不嚴肅,那么像《霧都孤兒》《哈克費恩歷險記》《城南舊事》等兒童視角的作品,以及像張煒老師的《尋找魚王》這樣的兒童文學作品又該如何劃分?

          李浩:還是應該先恭喜你,朝軍。我是在九月的火車上讀完《九月火車》的,老實說,因為此前對你的中短篇作品已有一個大體的把握,所以這次看到《九月火車》時候,我還是有些驚訝的。好像一個拍慣了動作大片的導演,突然放棄了各種特效老老實實一招一式地真打了,讓我看到了你內心真實的一面,看到了你這一代人的擔當。另外。我注意到《九月火車》的電子版在網上很受歡迎,據說賣出了8萬多冊,這個數字如果放到圖書市場上,算是相當暢銷了。你連載的網站在宣傳這部作品的時候,給了這樣一個廣告語,“當下版《平凡的世界》,小城青年的青春挽歌”。的確如此,小說中周鹿鳴這個人物,他身上那種樸實,那種堅強,很難不讓人聯想到路遙筆下的孫少平,給大家談一談路遙對你影響吧。

          周朝軍:浩哥,您和祥夫老師真是默契,您兩位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路遙對我的影響,關于這個問題,其實我在小說前言中有過清晰地表述,其中關于路遙的那兩三個段落,我至今能夠背誦,如果您不嫌棄,我背給您聽:

          十四年以前。

          十四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初中的學生。某個傍晚,在小鎮的一家舊書店,看到了一本名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說,知道了一個名叫路遙的家伙。隨后兩天,我逃課,躲在一條小河邊的大樹上,沉醉在故事中,忘乎所以。我把自己當成了那個叫孫少平的年輕人,我們一起笑,一起哭。同樣是一個傍晚,當我再三確認,我確實讀完了這本書的時候,我從樹上跳下來,把頭埋在冰冷的河水里。我要忘記整個故事,然后重新閱讀這本黃土高原上兩對青年男女的悲歡離合。 但是,我不能。

          十年后,我在西安,我依然不能,我依然清楚地記得書中的每一個細節。那個傍晚,一個兩天里只吃了一頓飯的我,有一肚子的話要說,卻不知說給誰聽。我大吼著,在學校那條四百米的跑道上跑了整整二十圈,卻依然毫無倦意。夜幕四合,我躺在沒及膝蓋的草坪上,面對著滿天星斗,放聲大哭。當我不久后得知這個叫路遙的家伙已經死去多年的時候,我悲痛得說不出一句話。那一刻,我決心成為一名作家,寫一部當代版的《平凡的世界》,然后死去。我希望,多年后,能有一個少年,像我一樣,躺在綠油油的草叢里,面對滿天星斗,放聲哭泣。這些年,我看了很多,也寫了很多,發表的作品堆起來,也有了厚厚的一沓,偶爾也會有人把我稱作青年作家。但我始終不曾忘記當初的那個愿望。十年了,我沒有寫過一篇自己喜歡的小說。十年了,我一直在等,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開始我筆下的故事。十年了,我仍不知時機是否成熟,準備是否充足。但我知道,我必須寫,哪怕一塌糊涂。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面對著鏡子里的自己,覺得面目可憎。越不過這道坎,我再也不愿拿起筆,寫下哪怕一個字。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十年后的那個傍晚,我打開電腦,將鍵盤再三擦拭。

          李浩:小說中有一個“賈先生”,我注意到這是他在你的小說中第三次出現了。前兩次是在《山東毛驢與墨西哥舞娘》和《沂州筆記》中。這個人是確有其人,還是你虛構的一個古典俠士形象?他是否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你心目中的古典主義理想人格?

          周朝軍:感謝浩哥提了這么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我的回答很簡單: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心目中的古典主義理想人格。

          李浩:讀《九月火車》,我能感覺到你是非常喜歡音樂的。談一下音樂對你的創作產生了哪些影響。

          周朝軍: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雖然沒和別的寫作者交流過這個問題,但我很肯定,一定有很多同行像我一樣,他們在創作的時候,尤其是在作品的開頭部分,他們一定會播放一些和自己的心境或者作品的氛圍相對契合的音樂,借此來尋找創作的感覺或者說狀態。在創作《九月火車》的時候,我棲身在西安建國路附近的一棟破樓里,一年內先后八次把老板炒了魷魚,身上揣著一兩百塊錢和早已殘破的理想。為了忘記現實的窘境,或是修補自己對未來的憧憬,我把自己關在不足30平的出租屋,一邊循環播放著許巍,一邊把電腦鍵盤敲打得噼里啪啦響。像各位所看到的那樣,整部小說彌漫著一股濃濃的理想主義氣息,我覺得這股氣息和許巍是分不開的,說得準確一點,和2013年春天我所聽到的許巍是分不開的。

          管季:很榮幸能與兩位大咖一起來完成這次訪談,感謝朝軍,感謝《九月火車》。應該說《九月火車》是一部比較典型的雙主線小說,主線之一呢,是圍繞周鹿鳴、水芬小姨、喬雅、大葫蘆老漢等人展開的鄉村圖景,主線之二是以周劍鳴、蘇野、關琳、佴志全、唯佳等為主的小城青年成長史。在閱讀的過程中,無論是哪一條主線上的故事,都讓我感受到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讓我對自己曾經的生活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我不禁有一種想重新活過的沖動,尤其是想重讀一次大學。但是,在臨近小說結尾的幾個章節里,小說中最具理想主義色彩的人物——周劍鳴,他在經歷了女友的母親——也就是高干凌九鳳女士擺下的家宴之后,突然就冷卻了下來,選擇了“逃避”(請允許我使用逃避這個詞,也許對他來說,離去未必是逃避),對此,我有點難以接受。但是周劍鳴的結局又似乎只能這樣……就這一點,我想聽一聽你內心真實的想法。

          周朝軍:博士到底是博士,火眼金睛,第一個問題就抓住了周劍鳴這個人物的核心。關于這個問題,我在小說中借凌九鳳之口對周劍鳴有過一個簡短的概括,她說,“周劍鳴是飛在天上的人,可是飛在天上的人終究還是人,一旦落了地,就不會有好結果的。我不能把女兒交給這樣的人,他可以是一個不世出的天才,卻一定不會是一個合格的丈夫。他是一個完全精神化了的人……”。對于這樣一個人,任何帶有煙火氣的結尾都是無法承擔這個人物的結局的,所以如你所說,周劍鳴的結局只能這樣,只能是離開。

          管季:我讀過你的不少中短篇小說,現在又讀了這部長篇,對你整體的創作,我有三個問題想問。第一,與同齡作者相比,你的小說語言是出類拔萃的,你是如何訓練自己的語言功底的?第二:緊跟第一個問題,我注意到,你的語言風格不是一成不變的,好像隨著不同的作品一直在變換,但是似乎又都能看出某種相同的氣息存在,請解釋下這點。第三:除了語言之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你的知識面,在閱讀你作品的過程中,尤其是閱讀你部分短篇小說的過程中,我感覺到自己的知識儲備在被你無情地碾壓。我十分好奇,你是怎么在有限的時間里完成這樣一個龐大的知識儲備過程的?

          周朝軍:管博士,你這不是提問,你這是對我赤裸裸地表揚啊,我無法拒絕一個女博士如此真誠的贊美,我全盤接受了。

          第一:關于語言,我沒有過刻意的訓練,但是從我開始寫作到現在,寫作這些作品的過程,無一不是一種訓練。最初的訓練應該是在中學的教室以及宿舍里完成的,記得那時候我的語文老師要求學生每周完成一篇周記,幾百字就可以,但是我往往兩三天就能用光一本日記本。什么都寫,但多半是半途而廢的小說,而且還是長篇的架構。我的老師曾經在課堂上說,看我一個人的周記比看全班同學的周記工作量還要大。我中學幾年寫過的不成型的作品,遠比我已經發表的作品要多,從這一點上來看,我屬于笨鳥先飛的類型,以前的我還是挺用功的。

          第二:語言風格的問題,我是這樣看的,每一部作品都該有它自己獨特的氣息,語言應該盡可能的去服務、去契合這種氣息,所以在不同的作品中變換語言風格是必須的。另外,同一個作者,他在不同環境、不同心理狀態下的感覺也是不同的,比如我在家里的時候,我的心情就是比較放松的,寫作速度會很快,但是在廣州,我很難沉下心來,往往處于一種焦灼的狀態。不管是放松還是焦灼,這些都會滲透到你當時所寫作的作品中。再者,比如我前面和浩哥談到的,比如音樂啊,或者你當時正巧閱讀到的某部書籍的氣息啊,這些也都會影響到你正在創作的作品。也就是說,一部作品的風格是帶有它的偶然性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常說,我們明明構思的是這樣一個東西,但寫出來的卻成了那樣一個東西。但是,一個作者自身的氣質是很難改變的,作者自身的氣質是決定一部作品氣質的關鍵。所以,一個作者的風格無論如何改變,你總是能感受到同一股氣息的存在,這是肯定的。

          第三:關于知識儲備這個問題,如果扯開了談,那應該是一部專論。簡單的說,我認為一個人成年以前的閱讀是最可靠的,它構成一個人知識結構中最堅實、最基礎的一部分,成年以前的閱讀,吸收得快,記憶穩固,往往能銘記一輩子。我成年以前的閱讀確實比一般人要多,這么說吧,如果一本書以30萬字計,我中學期間,每周能讀兩三本,周末的時候,一天能讀一本。你可能要問,你不用上課嗎?哈哈,我高中階段還真是基本不上課。坐在課堂上,別人上課,我看小說,回到宿舍,別人睡覺,我打手電繼續看小說。有時怕打擾別人,我躲在廁所里看,往往是快天亮了,我才回到宿舍睡覺。睡兩三個鐘頭,到課堂上繼續看。到了高三更瘋狂,上課時間我直接爬到操場上的樹上去看。這得感謝我的語文老師,是她對我的班主任說,“這個孩子你別管,他有他的目標。”感謝我的語文老師,好人一生平安,哈哈哈。

          管季;你在前言中所說,《九月火車》不是一部愛情小說,但小說中也還是寫到了幾對戀人,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這幾對戀人,無一例外地是男小女大。另外,我看到此前有讀者給你開玩笑,問你是否有寡婦情節(好尷尬呀),比如小說中的水芬、陳麗云、芳姐、姚雪然全部是寡婦,這是巧合還是一種寫作中的“無意識”?

          周朝軍: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你這是揭短呢,哈哈。我不避諱,因為個人的身世原因,我對母愛有一種極度的渴望,這導致我在創作這部小說的過程中,女主人公都或多或少的被賦予了一些母性的光輝,幾對戀人中,基本都是男小女大,這是一種無意識的表現,可以為弗洛伊德心理學提供很好的范本。至于說寡婦情節,我是沒有的,這不過是男小女大設置中的一種偶然,有過婚姻經歷的女主比沒有過婚姻經歷的男主年齡大,這很好理解。

          管季:小說中周鹿鳴兄弟倆實際上是兄妹6人,小說中對其他4人并未提及,能解釋下是為什么嗎?另外,小說中“大舅”這個角色讓我深深地感動,但是在小說中“父親”的位置上為何安排的是大舅,請簡單解釋一下。

          周朝軍:這依舊是個人身世問題,我個人現實中就是兄弟姐妹6人,我6個月大就被過繼給了我的單身的大舅,我不知道父母之愛是什么,我小時候只有大舅、二舅、二姨、三姨這些人疼我。

          管季:這部小說完稿于2013年的西安,在你另一部小說的前言里,你說起過你在西安的生活,那一年你先后8次被老板開除,和前女友一起過著十分窘迫的生活。我想問一下,窘迫的生活對你這部小說的創作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周朝軍:三位老師真是默契,你們的好些問題都比較接近。前面談過,寫作時的環境和心境都會投射到作品中,2013年的我,只能用窘迫形容,我想不出別的詞。這種窘迫投射到作品中,可能就是周鹿鳴那種堅韌的性格,可能就是“高干子弟愛上裝卸工”這種帶有意淫色彩的戀愛模式。這就好比有過勞改經歷的張賢亮,他的小說中,男主總是在女主那里得到精神和肉體的救贖。有學者概括這叫“落難才子遇佳人”模式,古典小說中很常見,比如《李娃傳》《紅拂女》、《西廂記》,再比如《聊齋志異》中那些窮秀才與美麗的狐仙、鬼女的愛情。

          管季:你對汶川地震的描寫,讓我想起了評論家楊慶祥對80后作出的一個評價,他說80后是沒有歷史感的一代,直到汶川地震發生,這個事件凝聚起整個這一代人的歷史感和責任感。讀你的小說我就有這種感受,小說中那些不羈的年輕人,也都是80后,他們好像在震后突然就成熟了,就開始重新思考了。汶川地震那年,你應該剛剛成年,談一下汶川地震對你和你的這部小說的影響吧。

          周朝軍:我寫汶川地震是比較刻意的。你說得對,我筆下的人物不能老是那么的激揚青春,他們要成熟,要認識人生,認識社會,我要讓讀者看見他們的擔當,于是我就把汶川地震寫了進來。當然這也是無法回避的一個事件,這部小說的時間跨度從2006年到2011年,08年汶川地震,那么大的事,任誰都回避不了,必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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