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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有順:“要以身體為準繩”

          更新時間:2018-05-29 來源:謝有順說小說(微信公眾號)

          ? 一 ?

          文學是生命敘事,也是靈魂的敘事,但在論到“靈魂”之前,似乎有必要先辨析“身體”一詞。

          作為一個哲學命題,靈魂和身體的二元對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統治著人們的思想。但隨著現代哲學的發展,這樣的對立已被更復雜的思想分析所代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在靈魂和身體之間,除了簡單的對立,似乎還存在著一個廣闊的彼此糾結、互相轉化的未明區域。

          靈魂和身體并不是分割的,身體也不是靈魂天生的敵人,相反,身體作為一個倫理命題,日益引起思想界、文學界的重視。

          尤其是在前些年喧囂一時的“身體寫作”中,“身體”因為有效地反抗了一種玄學化、知識化和靈魂虛化的陳舊寫作,進而成了這一階段文學革命的主角。到2000年詩歌界出現“下半身寫作”,“身體”作為“肉體烏托邦”的代名詞,更是被推到了寫作的極致——關于身體在文學寫作中的諸多爭論,都源于這種極致寫作對現存文學秩序的“冒犯”。

          然而,并不能因為“身體”一詞在寫作界被賦予了極端色彩,就可忽視它的革命價值。“身體”一詞,近年有被妖魔化的趨向,好像一講到身體,指的就是性,就是欲望,就是個人的宣泄。

          其實沒有這么簡單。

          身體和肉體是不同的。肉體主要指的是身體的生理性的一面,也是最低的、最基礎的一面;除了生理性的一面,身體還有倫理、靈魂、精神和創造性的一面。身體的倫理性和身體的生理性應該是辨證的關系,只有這二者的統一才稱上是完整的身體,否則它就僅僅是個肉體——而肉體不能構成寫作的基礎。

          ? 二 ?

          身體的倫理性(或者說身體性的靈魂)是真確存在的,我甚至認為,身體是靈魂的物質化,而靈魂需要被身體實現出來;沒有身體這個通道,靈魂就是抽象的,就成了虛無縹緲的東西。

          只講靈魂不講身體的思想一旦支配了一個人的寫作,這種寫作就很容易走向玄學——玄學寫作看起來高深莫測,其實里面空無一物。靈魂不該是抽象的,因為即便是最抽象的哲學和神學,也大都不否認身體存在的重要性。

          比如《約翰福音》一章第一節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話很多人都熟悉,可一章十四節很多人就不一定注意了,這節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有人查過原文,發現“真理”和“實際”是同一個詞。很多人讀到“太初有道”,以為是神話,可沒讀到“道成了肉身”,“道”被實現了,“道”成了實際,成了可以在肉身里面實現的一種事物,它不再是那個抽象的“道”了。

          圣經如果只講那個抽象的“道”,那個在天空中運行和人沒有關系的“道”,那我們不讀也罷,但它還講了“道成肉身”的故事,這就在神性和人性之間建立起了一個通道,把神圣的“道”和人在地上的生活結合起來了,最抽象的和最具體的融合在了一起。

          寫作難道不也是一種類似的“道成肉身”的過程?不過它的“道”只是作家個人的思想,而圣經的“道”是神的“道”而已。

          “道”不同,但目的都是要在肉身里實現,要獲得一個身體的現場。

          現在很多人一講到精神、靈魂、理想,以為就要反對身體,從而把身體和靈魂對立起來。其實,最有力量的靈魂、最有價值的精神都是從身體里生長出來的。

          (卡拉瓦喬《被斬首的圣施洗者約翰》)

          在這一點上,連耶穌都不例外。

          圣經說,耶穌是神的兒子,但他并非一直生活在天上,而是來到地上做拿撒勒人,在地上生活了三十三年半,“道”在他身上被彰顯于日常生活中,“道”有他的身體作載體,才能被人認識。他既是在傳道,也是在活道,在他那里,道和生活是聯系在一起的。

          他說的道一點也不抽象,因為他的道從來沒有離開他的生活現場。他說人要愛父母,要愛人如己,不能恨人,不能殺人,等等,這些道,都以他自身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如果沒有這些經驗,耶穌的靈魂就會缺乏說服力。

          連耶穌尚且需要在地上生活三十三年半,作家怎能越過身體直接飛翔?

          其實,不僅圣經注重“道”和肉身的關系,中國思想家在講“道”之時,也同樣注重“道”在日常生活中的實現和彰顯。朱熹在《集注》里說,“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道”固然有超越“日用事物”的時候,但“道”也遍存于“日用事物”之中,正如王陽明的詩句所言:“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別諸生》)正因為強調思想、靈魂不能完全脫離日常,《老子》四章才有“和其光,同其塵”一說,《莊子·天下篇》才說莊子“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假如連道家哲學都對世間、日常不離不棄,文學又怎能離開身體、現世而寫人記事?

          就像日常生活里面也有尊嚴一樣,身體里面也有精神。

          這是常識。許多時候,我們將寫日常生活的文學作品當成庸常而沒有尊嚴的代名詞,這是誤讀。如果尊嚴不能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起來,那么,這種尊嚴就不是真正的尊嚴,真正的尊嚴應該體現在生活的各種細節里面。同樣,精神如果無法通過日常生活、通過身體傳達出來,這種精神的真實性就很可疑。因此,我反對用一種貌似高尚的精神來貶斥身體、踐踏身體、把身體驅逐到一個黑暗的境地。真正的身體寫作,就是要把身體從黑暗的地方解救出來,讓身體與精神具有同樣的出場機會。

          (委拉斯開茲的人體油畫《十字架上的耶穌》)

          ? 三 ?

          身體作為一個哲學概念,當然有物質性(生理性)的一面,但物質很可能是我們了解精神的必由通道。

          文學雖為精神事務,但并不等于說文學由此就可脫離身體這一物質外殼而獨自存在——任何的精神、靈魂和思想,都必須有一個物質的外殼來展現它,沒有這個通道,寫作就會演變成為一種不著邊際的幻想,或者變成空洞的語言修辭術。

          強調身體在寫作中的意義,其實是強調作家寫作時個人的在場。“身體”是個人在場的標志之一。一個人的寫作,如果沒有對存在、對他所體驗的生活的身體性參與,他的寫作很可能是凌空蹈虛的,這和思想管制下的假大空寫作并無不同。

          從文學史的角度說,真正偉大的寫作都是身體寫作,都是寫作者的身體在場的寫作。

          身體是不可復制的,而文化具有某種公共性。為文化而寫作的作家,常常顯得個性模糊;而面對自己的身體,忠誠于自己的身體感覺,并對身體經驗進行創造性的語言處理的作家,反而有可能成為好作家,因為他們有能力將身體語言化,使語言具有他身體的形狀。比如,讀李白的詩,可以感覺到李白這個人是豪放的、飄逸的,有一種神采飛揚的身體印象;讀杜甫的詩,你會覺得這個人比較沉著、憂傷,身體前進的步伐感覺是緩慢的,這些都是他們的語言留給讀者的印象,它是另一種真實。

          偉大的文學總能讓人通過它的語言,看到作者的身體——讀這樣的作品,你會覺得是在和一個具體的人對話,而不是在和一種空泛的思想打交道。很多人都有這樣的閱讀感受,當你喜歡讀一個作家的文字,時間久了,你還會喜歡上這個人,你會去尋找這個人的照片,去讀他的傳記,了解他身體活動的歷史,渴望知道他的愛情故事,甚至會想去他的故居看一看。會有這種愿望,就因為他的作品把他的身體帶到了你的面前,你渴望了解這個人更多的方面,才會萌生看他的故居和遺物的想法。

          現在很多作家在寫作上的失敗,就在于他們不承認寫作是有身體性的,或者,他們意識到了這種身體性,但沒有面對自己身體的勇氣,沒有把身體在語言中實現出來的能力。一些脆弱、無能的人,卻在作品里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偉大、剛強、充滿力量的人(相反,卡夫卡就真實地面對了自己的脆弱和無能,他承認,“我是完全無用的,然而這改變不了”),這種虛假性就會構成對寫作的致命傷害。

          寫作的虛假性,許多時候正是源于寫作者對身體的遮蔽。

          ? 四 ?

          身體從一方面說,是個人的身體——物質性的身體;從另一方面說,許多的人也構成了社會的身體,社會的肉身,“我們的身體就是社會的肉身”(約翰·奧尼爾語)——這種肉身狀態,正是寫作需要用力的地方。今天,很多人的寫作之所以顯得蒼白無力,就在于他的寫作幾乎不跟這個社會的肉身狀態發生關系,他的寫作,總是在社會意識形態或某個超驗的思想結論里進行,凌空高蹈,停留于純粹的幻想,看不到多少來自身體的真實消息。

          真正的寫作必須面對身體,面對存在的每一個細節,面對這個社會的肉身狀態,留下個人活動的痕跡,這是寫作的基礎性部分;如果在寫作中看不到這一面,就會落入單一的大而空的務虛之中,像過去那種政治抒情詩一樣。

          其實,不僅寫作事關身體,一切的社會事務都和身體有關,連政治也不例外——沒有身體的政治,肯定是不會尊重人性、尊重生命的。沒有身體的政治向往的是遠方,為了遠方的某個超驗的理想,它可以不惜犧牲許多現實中的生命;強調政治的身體性,就是要避免政治只在空中飛翔,而無視千萬哀痛的靈魂在大地上游蕩。

          只有從身體出發的政治,才有可能是人性的政治。

          歷史也一再告訴我們,什么時候政治開始限制身體的自由,什么時候就會出現思想專制和生命迫害,因為政治要飛向那個虛無的遠方,它是決不允許身體束縛它的。身體是當下的朋友,遠方的敵人。忽視當下性、只顧遠方的政治和寫作,對人類是一種災難;人連藏身之處都沒有了,還談什么幸福和理想?

          死魂靈的寫作就是一直在空中飛翔,永遠落不到大地上,不能魂歸“我”這個身體,最多只是現有文化和思想的轉述。這種寫作顯然是被別的思想作用了,接受的也是別的思想命令,哪怕這種思想很高尚,符合人類最偉大的理想,于寫作者的身體而言,也是死的,虛假的。一些作家在特定期間寫了不少“假大空”的作品,為何現在不愿再談及?因為事過境遷,他發現那些東西不能代表真實的“我”了——由此可見,當時那個真實的“我”是被有意遮蔽起來的。

          包括詩歌界一度極為推崇的海子,他在長詩和詩學隨筆中,經常使用希臘哲學和希伯來神學的一些思想詞匯,可他并未在自己的身體中找到和這些神學思想相契合的點。在“王在深秋”、“我的人民坐在水邊”這些空泛的詩句中,你看不到海子那個柔弱的、多愁善感的身體,你感覺不到他的身體是如何存在于“王在深秋”這樣的詩句里的。我不否認海子是有才華的,但他的寫作沒有足夠尊重自己的身體,反而用一種高蹈的方式蔑視了身體的存在,并親手結束了自己的身體——從他慘烈的自殺悲劇中,你可看出他是多么厭惡自己的身體,多么想脫離身體的束縛而獨自在空中飛翔。他的詩歌,尤其是長詩,很少有身體的在場感,很少有那些和個人的身體密切相連的細節,看不到多少現世經驗,你只能看到他張狂的靈魂在希臘上空、在神學殿堂里漫無邊際地飛翔,這種靈魂最終因為失去了它最主要的基礎——身體——而顯得過于空洞。

          (海子)

          ? 五 ?

          在當下的文學寫作中,除了這種觀念寫作之外,還存在著一種虛假的身體寫作——它使用的是公共的身體,這看起來是在書寫身體,其實這樣的身體已經沒有多少個人的色彩,只不過是在轉述一些身體的公論而已。比如,小說寫作中的那些私生活,有多少不是照著現有的消費口味所設計?詩歌寫作中的個人經驗,又有多少出自詩人自身的深切體驗?

          現在市場上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個人寫作”,就是因為這些“個人寫作”都有著鮮明的公共價值的烙印。真正的“個人”其實一直處于隱匿之中,很多的“個人”只是經驗、表象的不同,支配這些“個人”的依然是某種思想的總體性,并無多少精神的個性可言。它的直接后果是縮減了文學的精神空間,也使寫作變得日益表淺化。

          要反抗這樣一種公共寫作,沒有身體的揭竿而起是無法成功的。但是,身體在今天的寫作中被簡化、被過度使用后,也面臨著再度被公共化的危險。如果說,以前的公共化是專斷的思想,那么,后來的公共化則是性和欲望。

          它們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

          不能說,一個人大量寫到了性和欲望的場景,這個人就是在進行身體寫作;身體一旦被公共化,即便作家寫了再多身體性的細節,它也不再是身體寫作,因為這樣的寫作用的不再是個人的身體,而是公共身體,它在骨子里其實還是觀念寫作,因為在他筆下的性和欲望,只是一種社會公論,一種與自己的個人經驗無關的類型化表達。很多人甚至看到書寫性和欲望的作品好賣,便按照這個社會的總體要求來設計自己的寫作,這是寫作的復制,已經和那個真實的身體無關。

          ? 六 ?

          錢穆曾經指出,晚清的衰落,就在于文化成了紙上的文化。照此說法,現在的寫作困境,也在于寫作成了純粹的紙上的寫作——最有活力、最有個性的部分被遮蔽了,千人一面。

          千人一面的寫作肯定是觀念寫作,而不會是身體寫作。

          這樣的觀念寫作,就是為了某種思想的總體要求,或者為了一種所謂的抽象精神,大家都朝著這個方向寫,集體戴上文化面具(如羅蘭·巴特所說,現在的寫作都戴上了文化的面具)——這面具要遮蔽的首先就是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心跳。這種文化面具既可能來自一種思想強迫,也可能來自書面的閱讀經驗;閱讀中的文化面具,與意識形態的文化面具是一個意思。

          反抗這種寫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回到身體,回到有身體的寫作現場。

          為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發生文學的語言革命之后,到二十世紀末,身體會成為另一次文學革命的主角。語言和身體,前者指向的是“怎么寫”,后面指向的是“寫什么”——比如“下半身寫作”,不就是一次“寫什么”的革命么?好像“怎么寫”的可能性已經窮盡了,再次的革命,只能訴諸身體,造道德的反。

          從這個意義上說,“下半身”的出現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簡單,它作為一種詩歌的行為藝術,把詩歌從“怎么寫”再次轉回到“寫什么”,這里面其實蘊含著新一代寫作者很深的文學焦慮和精神焦慮。

          但我也注意到了,當身體寫作成為一種時髦,當肉體烏托邦被一度神圣化,“身體”很快就在當代文學中泛濫成災。真正的身體遭遇到了被簡化、被踐踏的命運。簡化的意思就是把身體等同于肉體、欲望和性,結果就把身體寫作偷偷地轉換成了肉體寫作。

          (德拉克羅瓦作品:The Death of Sardanapalus)

          這種對身體的迷信很容易走向肉體烏托邦。

          尤其是一些更年輕的寫作者,普遍以為肉體就是一切,以為肉體可以決斷一切,把身體的生理性強調到了一個極端的地步。“蔑視身體固然是對身體的遺忘,但把身體簡化成肉體,同樣是對身體的踐踏。當性和欲望在身體的名義下泛濫,一種我稱之為身體暴力的寫作美學悄悄地在新一代筆下建立了起來,它說出的其實是寫作者在想象力上的貧乏——他牢牢地被身體中的欲望細節所控制,最終把廣闊的文學身體學縮減成了文學欲望學和肉體烏托邦。肉體烏托邦實際上就是新一輪的身體專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種權力,能夠閹割和取消身體,肉體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樣可能是一種權力,能夠扭曲和簡化身體。”(謝有順:《文學身體學》)

          雖說“肉體中存在反抗權力的事物”(特里·伊格爾頓語),但是,一旦肉體本身也成了一種權力時,它同樣可怕。

          ? 七 ?

          因此,我更愿意用一個新的說法來代替“身體寫作”這一稱謂——“寫作是身體的語言史”。說“寫作是身體的語言史”,強調的是兩個要素,一個是身體,一個是語言。“身體”說的是作家作為一個存在者,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他身體所感知、接觸和遇見的每一件事,都跟他的寫作有關,惟有如此,他的寫作才是一種在場的寫作;“語言史”的意思是說離開了身體的獨特經驗,語言的創造性就無從談起;照樣,離開了語言的創造性,身體的經驗也不會獲得有價值的出場空間。二者在寫作中應該是同構在一起的。

          僅僅從經驗層面上說,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并不是太大的,比如吃飯、睡覺和性,等等,都差不多,之所以會有不同的文學產生,就在于寫作者能建立起屬于自己的語言方式,用創造性的語言來描述、發現和想象存在,并重新建構事實和經驗的邊界,使其煥發出新的光輝——遺憾的是,這樣的創造性寫作,在當代是越來越少了。

          一百年前,尼采曾在《權力意志》一書中聲稱:“要以身體為準繩。……因為身體乃是比陳舊的‘靈魂’更令人驚異的思想。”我相信當下很多作家的寫作都接受了這樣的勸告——“以身體為準繩”,正因為如此,才有那么多寫作者熱衷于將身體改寫成一種肉體的欲望敘事。

          美國的羅伯特·惠特曼在評價其劇作時就說:“我希望我的作品成為有關肉體經驗的故事。”這種肉體經驗的故事,欲望的故事,在中國作家筆下,一度成了最為重要的寫作主題。消費這樣的欲望故事,不僅成了這個時代的身體倫理,也成了這個時代的話語倫理。

          這種倫理的核心內容是歡樂。

          美國的薩利·貝恩斯在《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鋒派表演和歡樂的身體》一書中說:“當身體變得歡樂時,由文雅舉止的條規建構而成的身體會里外翻轉——通過強調食物、消化、排泄和生殖上下翻轉,通過強調低級層次(性和排泄)超越高級層次(頭腦及其所暗示的一切)。而且,十分重要的是,這歡樂、奇異的身體向個人自足的現代后文藝復興世界中的‘新身體教規’挑戰,新教規的身體是封閉、隱蔽、心理化及單個的身體。而這個歡樂、奇異的身體則是一個集體的和歷史的整體。”——薩利·貝恩斯顯然忽視了身體在歡樂化的過程中所蘊含的危險因素,那就是身體沉溺在自我欲望中時,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商品——這其實是對身體尊嚴的嚴重傷害。

          身體被政治所奴役和被消費所奴役,其結果是一樣的,它都是使人從人本身的價值構想中墜落,最終走向它的反面。以前那個政治化的社會,在身體問題上,堅持的是道德身體優先的原則,抵制一切個人對身體的關懷,把身體變成了一個政治符號;現在這個消費社會,在身體的問題上,則堅持欲望身體優先的原則,放縱一些肉體的經驗和要求,最終是把身體變成了一個商業符號。

          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說,“人的身體是人的靈魂最好的圖畫。”無論是政治奴役身體的時代,還是商品奴役身體的時代,它說出的都是人類靈魂的某種貧乏和無力。

          重新建構身體維度的渴求,就在這個時候被提出來了。應該把身體當作一個整體來規劃。它可以是開放的,但應該拒絕被外在事物所操控;它是自由的,但這自由不能被濫用;它是有情欲的,但它也超越情欲。最重要的是,它是獨立的,但它也生活在一個廣闊的身體世界里:自己有身體,別人也有身體;推而廣之,政治是一個身體,社會也是一個身體。政治身體被濫用,會導致強權和壓迫;社會身體被濫用,會導致災難和動亂;個人的身體被濫用,勢必也將失去身體的價值和光輝。

          只有將個人身體的獨立性同構在別人的身體和社會的身體里,這個身體才有可能獲得精神性的平衡。換句話說,生理性的身體必須和語言性的身體、精神性的身體統一在一起,身體的倫理才會是健全的。——我相信,關于身體倫理的這一模糊,對于文學敘事中的身體表達,也同樣具有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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